抗战史迹-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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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江津城区15公里的鹤山坪上,有一处清代川东民居建筑风格的四合院,该院落占地1468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四周是青山绿水,翠竹环绕,宁静而清新。因院墙四周有以条石圈砌丈余高的石墙,当地人也把这里叫作石墙院。这里原是清光绪年间二甲贡士杨鲁丞的故宅,俗称“杨家大院”。抗战时期,陈独秀携妻子潘兰珍来到江津石墙院著书立说,直至因病逝世。这里是陈独秀最后的寓居地,也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陈独秀生前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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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旧居


在距离江津城区15公里的鹤山坪上,有一处清代川东民居建筑风格的四合院,该院落占地1468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四周是青山绿水,翠竹环绕,宁静而清新。因院墙四周有以条石圈砌丈余高的石墙,当地人也把这里叫作石墙院。这里原是清光绪年间二甲贡士杨鲁丞的故宅,俗称“杨家大院”。抗战时期,陈独秀携妻子潘兰珍来到江津石墙院著书立说,直至因病逝世。这里是陈独秀最后的寓居地,也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陈独秀生前居住地。现在,这里开辟为“陈独秀纪念馆”,门楣两边的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是先生的内心独白,也吸引着人们前来了解他晚年的生活,探究他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一届至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最高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被免去总书记职务,1929年因参加托派等原因被开除党籍。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进监狱,1937年获释。他拥护国共合作,积极宣传全民族抗战,1938年流寓江津,1942年5月病逝于重庆江津艾坪山石墙院。

1938年7月,刚从国民党监狱放出来不久的陈独秀,乘坐民生公司的“民本”号客轮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码头下的江水,依然像往常那样平缓,可随着陈独秀的到来,重庆城却掀起一股不小的波澜。重庆大小报刊上,竞相刊发了这样的消息:共产党巨头陈独秀已到重庆。消息传出,众多记者和社会名流纷纷前来求见。然而,这位“五四”时期享有巨大威望的风云人物,只想远离政治漩涡,静下心来著书立说,做点学问。于是,他关门谢客,深居简出,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只与他的安徽同乡好友邓仲纯、邓季宣,以及邓蟾秋、邓燮康经常来往。

然而,到了夏天,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酷热难耐,再加上陈独秀患有高血压、胃肠炎、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更感到十分不适应。另外,日寇飞机空袭频繁,对山城重庆狂轰滥炸,让人日夜不得安宁。还有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随时监视他的行动,这更让陈独秀萌生离开重庆城区的想法。而恰在这时,陈独秀收到了邓仲纯的邀请信。邓是陈独秀的同乡、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回国后又一块在北大共事,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安徽名医,此时,他在江津开有一家医院。邓仲纯到重庆购买药品时,曾两次到陈独秀的家中看望他,并恭请陈独秀夫妇迁到江津与他家同住,并言江津距重庆不出百里,依山傍水,物产丰富,既无日机之扰,生活费用也比重庆便宜许多。 邓在信中诚恳地说:“如果你及嫂夫人潘兰珍愿来江津避难,我及家弟热情欢迎,其住所和生活费用,均由我们兄弟二人承担。”

陈独秀接到信后,考虑再三,觉得重庆天气炎热不利于养病,特务众多行动不便,而到江津,远离重庆主城,敌机侵袭会少许多,更重要的是,他曾任过教,并怀有深厚感情的原安徽公学,现更名为国立九中的学校,已经搬迁到了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坝。该校教师潘赞化、邓季宣、何之瑜等都是他的同乡、至交。邓仲纯开有延年医院,方便治疗。于是,他便带着小他31岁的妻子潘兰珍来到江津,与邓氏夫妇同院而处。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独秀在书摊上见到一本杨鲁丞的手稿《皇清经解》,便花钱买下来。在同邓燮康等人喝茶聊天时,谈及此书,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几遍,写得还不错,有价值。”邓燮康告诉他:“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来川,杨鲁丞将手稿拿给章太炎,请他赐教。章太炎批了‘杂乱无章’几个字,气得杨鲁丞一病不起,不久就撒手人寰。”陈独秀无意间买到杨鲁丞手稿的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整个江津城,文稿主人杨鲁丞的孙子杨庆余也听说了此事。本来他就一直想出版祖父的遗著,但部分文稿遗失了。现在听说遗稿失而复得,而且被赫赫有名的陈独秀买到,不禁大喜过望,便邀请陈独秀搬到鹤山坪石墙院杨宅居住,帮助整理祖父的遗著。于是,陈独秀提着那只跟随了他多年的藤箱,于1939年5月27日迁居到这里。

   时任江津县教育局长的杨学渊也是杨家后人,受过五四运动的熏陶,对五四运动的主帅陈独秀十分尊崇。闻听陈独秀迁到鹤山坪石墙院居住,既惊讶又兴奋,嘱咐家人好生招待。杨家人腾出三间房屋,供陈独秀夫妇使用。陈独秀的晚年便在此安定下来。在整理杨鲁丞的遗稿,研究文字学,著书立说之余,还常与杨家人谈话聊天。杨家人将陈独秀夫妇待若上宾,和他们一起吃饭。两家人和谐相处,十分融洽。

杨家石墙院里来了位操着外地口音的老人,起初乡邻们并未在意。突然有一天,他们接到通知,要求打扫卫生,特别要把集市清理干净。后来才知道,是新上任的县长要来拜见这位老人,而县长大人见了这位老人所表现出的礼貌和恭敬,让人们猜测,这位老人肯定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陈独秀在石墙院期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校正整理杨鲁丞的遗著。陈独秀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对杨鲁丞的遗著认真点勘,亲笔批注,题写书名,撰写导语。整理完毕,将《杨鲁丞先生遗著六种》石印本清稿交于杨家后人,魏建功先生为该书写了跋语。

杨庆余将陈独秀整理过的杨鲁丞遗稿《群经大义》和《杨氏卮林》两种拿到江津自费出版,各印了1000册。可陈独秀原来答应写的序,却一直没有写,便特地请与陈独秀有师生情分的龚灿滨做说客。陈独秀直言不讳地对龚灿滨说,杨鲁丞的作品初看还可以,细看就不对头了,没啥价值,自己不过是食人之禄,忠人之事罢了。这让杨庆余十分不高兴,脸色也常常不那么好看了。陈独秀自己也察觉到了,便向杨庆余提出分伙立灶。

饭是各煮各的了,但对于陈独秀夫妇来说,除了少许稿费,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再再加上物价飞涨,还要看病买药,常让他们入不敷出。那几年,陈独秀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北大同学会资助。有时也靠老同学老同事接济一些勉强度日,遇到家中来客,病情加重,就捉襟见肘。北大同学会安排罗汉照顾他,后因罗汉在重庆大轰炸中不幸遇难,由陈独秀原在北大的学生何之瑜来照顾他。尽管如此,还是过得十分清贫,连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稿纸,也是杨朋升赠送的。

1939年冬天,国民党元老,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朋友柏文蔚将军从湖南永绥来到重庆,专程到江津看望陈独秀。柏老将军见到昔日老友穷愁潦倒的样子,寒冷的冬天竟然没有一件像样的棉衣,不禁一阵心酸,当场把自己身上穿的灰鼠皮袍脱下来送给了陈独秀。回到湖南后,柏老将军难过地对儿子说:“他实在太穷困,冬天,身上穿的棉衣很单薄,我心里实在看不过去,就把身上穿的皮袍子送给他了。我同他在辛亥年就是老朋友了,现在他穷到这个地步,我送件衣服聊表老朋友的一点心意吧。”然而,就是这样一件皮袍子,在陈独秀生活困难的时候,也不得拿到当铺换取生活费了。

 他晚年写的一首诗,真实地道出了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其实,陈独秀不是没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的。他刚从监狱放出来的时候,蒋介石曾托陈果夫、陈立夫聘他作劳动部长,被他奚落、斥责一番;胡适想安排他到美国去写自传,被陈独秀拒绝,他说:“不去美国,也烦见生人。”周佛海、张伯苓等人想拉他进国防参议会当议员,他说:“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民主革命家谭平山曾劝说陈独秀组建一个新的政党,他说:“无此意。”张国焘也找过他,想借他的招牌再组织一个伪共产党,被他断然加以拒绝。

在石墙院的后两年,陈独秀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整理修订他在南京监狱就着手写作的文字学著作,定名为《小学识字教本》。这是类似于《说文解字》的内容,用科学的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循义定音,循音统形,根据汉语的书面文献和现行的语言资料探讨词的历史演变,又根据字形分化、词义发展和语言演变规律来提示词之间的渊源关系。搞清每个字最早的意义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新义始于何时何著,语源明确,简明扼要,易于理解。《小学识字教本》(上篇)写好后,陈独秀将手稿交给国立中央编译馆,在此供职的大学者台静农深知此书的价值,极力推荐。中央编译馆亦向陈独秀预支了稿费。然而,就在此书即将付印前夕,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却致信陈独秀,要求更改书名。陈立夫在信中说道:“大作《小学识字教本》斟酌古今诸家学说,煞费苦心。阁下己意亦多精辟,自宜付梓,惟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意,未审尊意如何?”陈独秀接到信后,复信坚持己见,不同意改书名,并告诉家人,书稿没有出版之前,预支的稿费一分钱也不要动用。由于两人闹翻,《小学识字教本》(上篇)的出版,就因此搁置起来。尽管如此,陈独秀仍旧抱病继续《小学识字教本》(下篇)的写作。

虽然陈独秀在石墙院安定下来,想潜心写作,但他曾为共产党要人,国民党特务机构怎能放心,便时常派人前来监视。特务们见陈独秀每天伏案写作,却又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为了检查陈独秀写些什么,和哪些人有书信来往,特务们挖空心思,制造了一起盗窃案,将陈独秀的几口箱子、衣物和部分书籍、手稿盗走。这批被盗物品中很少有值钱的东西,只有几件换洗衣物,手稿和一枚“独秀山民”的阳刻印章。对于衣物的损失,陈独秀并不在意,但手稿却是他的心血,甚至是生命的一部分,让他痛惜不已。陈独秀和杨家人向警察局报案,不久,警察局将箱子和衣物追回归还原主,奇怪的是,手稿和印章却不翼而飞,再也找不回来了。这无疑给贫病交加的陈独秀沉重的打击,悲愤之中,人又显得苍老了许多。

病床上的陈独秀,仍然时刻惦记他未写完《小学识字教本》(下篇),1942年5月13日,当他写到合体字“抛”字时,还没来得及注释,就感到身体再也难以支撑了,不得不停下笔来,痛苦地卧在病榻。这个“抛”字,就成了陈独秀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绝笔,也恰巧成为陈独秀暮年人生的注解,他抛却了功名利禄,抛却了尘世纷争,抛却了这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这个世界也过早地抛却了他。

14天后的1942年5月27日,已经病入膏肓的陈独秀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在这座石墙包裹的院落里溘然长逝。临终之前,他百感交集地对患难之妻潘兰珍说:“我死后,……有一事要切记,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陈独秀逝世后,因无葬地,丧事难办。前来吊唁的邓蟾秋突然想起,四年前陈独秀初到江津时,邓蟾秋邀他在艾坪山北坡所建的的康庄小住,陈望着眼前满目青山,碧水长流,感慨道:“人生得此福地足矣!”于是,邓蟾秋与众人在6月1日,将陈独秀安葬在艾坪山康庄门外的一块园地上,墓碑上镌刻“独秀陈先生之墓”

对于陈独秀这个人,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七大工作方针》中评价说:“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