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迹-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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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江津城区西南方向45公里的白沙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镇。抗战时期,白沙镇凭借其水陆要冲的特有地理位置和繁荣的经济文化,成为中国大后方特定的区域性行政、经济、文化和援战中心,当时的学校和国民政府军政机关的重要迁建区、抗战中转站和重庆人口疏散地。最多时,这里汇集大、中、小学校37所,在校学生一万多人,有着“学生城”的美誉。白沙镇与重庆沙坪坝、北碚夏坝并称重庆抗战的三大文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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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央图书馆旧址(邓家院子)


位于白沙镇高屋村的这栋建于清代末期的传统建筑,原是当地望族邓氏祠堂,被人称作邓家院子。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图书馆曾从南京搬迁到这里。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为了加强国民政府的的统治地位,实现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中心由北向南的转移,在首都南京建立一座规模宏大的图书馆,以确立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展示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便成为南京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的迫切要求。

1933年4月8日,教育部派著名学者蒋复璁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4月21日便租下南京沙塘园的一处民房,正式展开筹备工作。随着任务的推进,筹备处在1936年2月10日迁入距沙塘园不到百米的成贤街48号,也就是现在的成贤街66号院内办公。

1936年9月1日,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阅览室开始对外开放。次年,戴传贤、朱家骅、梁思成等人组成“国立中央图书馆建设委员会”,勘定国府路的46亩土地作为建馆基地。就在等待会审建筑设计图纸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踌躇满志的筹备处主任蒋复璁怎么也没料到,刚刚勾勒出图书馆的蓝图,建馆一事就因战争而暂时中断了。

1937年8月15日,南京遭到侵华日军飞机轰炸,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于当天停止开放阅览,以保障读者和书籍的安全。

1937年 11月 12日上海失陷后,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奉教育部命西迁。为防止重要典籍毁于战火给国家民族造成重大损失 ,将重要图书20万册,装成130箱,踏上西迁路途。1937年11月21日,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迁至汉口,设办事处于圣安得烈堂.由于日寇占领南京后,又向武汉逼近,筹备处被迫于12月15日再迁至长沙,后辗转至岳阳、宜昌,于1938年 2月 12日抵达重庆,借用川东师范学校大礼堂楼屋为办事处;5月1日于重庆成立参考阅览室;5月9日勘定重庆两路口新市街第一苗圃为分馆基地。

1939年3月1日,日军空袭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奉命疏散至乡镇,于3月12日疏散到白沙镇,在这里设立民众阅览室,主要提供中文图书,分为普通图书、杂志、日报、图表4部分。并附设儿童阅览室,专供儿童阅读图书。另辟有参考阅览室,以西文图书为主,专为迁移到白沙的各文化机关、学者参考研究的需要。

1940年8月1日,历经磨难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蒋复璁出任馆长;1941年1月,位于两路口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全部竣工,馆舍高大宽敞,庭院幽美。2月1日开放阅览室,设有普通、特别、参考、研究、报刊、儿童阅览等多个阅览室。另辟有大展览室,供陈列展览品及开会、讲座和进行学术交流。

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在抗战时期与国立中央图书馆也有过一段渊源。金庸本名查良镛, 1942年冬,他告别故乡远赴陪都重庆求学。在重庆小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国际法专业读书,因对校政不满,还常替被国民党学生欺压的同学打抱不平,行侠仗义,遭校方勒令退学。
  退学后,查良镛既愤懑又沮丧,离家千里,孑然一身,无依无靠,不知何处才可安身。走投无路的查良镛突然想起了比他大26岁、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任馆长的的表兄蒋复璁。在蒋的帮助下,查良镛进了中央图书馆,被安排在阅览组,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工作时间为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比较轻松,当然薪俸也不算高,但足以糊口,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博览群书,为他日后成为文学大家做了铺垫。

 抗战胜利后,位于白沙的国立中央图书馆人员和藏书迁回重庆,后于1946年5月迁回南京。在白沙5年的时间里,图书馆得到较大发展,藏书明显增加,达到普通本60多万册,善本15万多册,西文本2万多册,日文本7万多册, 还有金石拓本7568幅、图书35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