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石山题刻群
黑石山不仅风光优美，文物古迹众多，散布在各处的名人题刻，更能让人欣赏到不同风格的书法艺术，感受在中华民族存亡时刻迸发的浩然正气。
于右任题刻
在聚奎中学鹤年堂大门旁，耸立着一座三面体的塔形尖碑，碑面上分别刻着“奋乎百世”、“顶天立地”、“继往开来”。这处题刻，是大书法家，国民党的元老，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在抗战时期，为聚奎中学师生演讲时所书写的。
今天，当我们站在先生题刻前，品读这几个大字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欣赏先生的精美书法艺术，更有一股豪情在胸中升腾，让我们接受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精神的熏陶和洗礼。
陈独秀题刻
在聚奎书院“七·七纪念堂”前边，有一块巨石，石头上建有一座小亭子，名为鹰嘴亭，亭下刻有“大德必寿。独秀”几个篆体大字。这是抗战时期，流寓江津的陈独秀赠给邓蟾秋的。
邓蟾秋，字鹤年。抗战时期，流寓江津的陈独秀穷困潦倒，贫病交加，曾多次得到邓蟾秋的资助和照顾。1940年8月，邓蟾秋70寿诞，又逢聚奎学校60周年校庆。对于邓氏家族来说，可谓双喜临门。小镇白沙更是沉浸在喜庆气氛之中，热闹非凡，人们以各种方式，赞颂邓氏家族乐善好施、捐资办学,造福桑梓的义举。贺寿这天，邓家庭院门前车水马龙，宾客如云。各界名流、文化教育机关、商会、行帮，纷纷前往祝寿。由陈独秀、欧阳渐、高语罕、台静农、邓仲纯五人具名，欧阳大师执笔，写了一篇《邓蟾秋先生七十寿序》，装裱后送上。这份独特的贺礼，让邓蟾秋感动不已，视为珍宝。
寿宴在石珠巢邓家庭院中举行，前来贺寿的宾客有300余人。开宴之前，陈独秀作为公推出的贵宾代表，登上台阶即席致祝辞。
他说道：“一个人聚财不难，疏财实难，像蟾秋翁百万家财，就以十五万赠聚奎，五万办图书馆，设义仓、济困厄、修桥铺路，无不慷慨解囊，其余分赠子侄亲友及乡中贫寒有为之士作留学费用，自己仅留五万度晚年，古往今来，实属罕见，真不易矣！”言毕，陈独秀意犹未尽，又挥毫写下两幅大篆赠与邓蟾秋，一是“大德必寿”，二是“寿考作仁”。
邓蟾秋高兴极了，如获珍宝，端详良久，爱不释手。时任聚奎中学校长的周光午说：“陈先生写的话，不仅是可以适用邓先生一个人，大德必寿，寿考作仁，其实是条公理，不如将来找个人，刻在校内，如何？”邓蟾秋笑着回答：“好好，这也是陈先生给我们学校增添了景致呀！”
接着，邓蟾秋在寿宴上当众宣布，将所收礼金五万大洋，全部捐给聚奎学校。
后来，邓蟾秋在聚奎中学盖了座碑亭，将陈独秀的两幅大篆分别镌刻于黑石山顶之鹰嘴石与团石包上，既作纪念，又昭示后人。文革期间，该题刻被毁，1985年又在这里重新补刻。
郭沫若题刻
在黑石山九曲池的一块大石头上，刻有郭沫若的一首五言律诗，诗文为：“廿年前眼泪，今日尚新鲜。明月楼何在？婉约词有笺。怆然醴手泽，凄切动心弦。赖有侯芭在，玄文次第传。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北泉遇光午兄，出示碧柳先生此节日记，即成此律。郭沫若”。
这是1942年4月，郭沫若到重庆北碚温泉参加白屋诗人吴芳吉的手稿展览会后，阅读了吴芳吉在1919年前后的日记而作的。诗中充满了对故友吴芳吉的赞赏和思念之情。
吴芳吉，字碧柳，号白屋，自称“白屋诗人”。他幼年时曾就读于聚奎学堂初小第一班，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爱国诗人，重庆大学创始人之一。与郭沫若是好友。代表作有《婉容词》、《两父女》、《护国岩词》、《明月楼述》、《巴人歌》等。
吴芳吉从小就表现出非凡的才能与胆识。他就读聚奎学堂时，只有10岁，其父因受人诬陷而入狱，吴芳吉得到消息后，徒步百余里赶往重庆，亲笔写状纸，把父亲从牢狱中解救出来，令世人称道不已。13岁时，因一篇1400余字的课堂作文《读外交失败史书后》而轰动县内外，被誉为神童。其老师萧湘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先驱，在批文中写道：“以诗论文，有李太白之豪放与杜子美之谨严。何物神童……咄咄怪才！”
1911年，吴芳吉以优异成绩首届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也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入学不久，发生四川籍学生何鲁等被外籍教师所辱，激起全校学生公愤事件。吴芳吉被推为四川籍学生代表向学校抗议，并张贴《讨校长檄》，令校方震怒，责令吴芳吉写一纸悔过书。吴芳吉坚决不写，他说：“替人代致不平，无过可悔”，遂被校方开除。
“安得读遍古今书，行遍天下路，受遍人间苦，使我猛觉悟，”吴芳吉离开清华后，直坠社会底层，所见所闻所亲历者，是军阀的暴行，战乱的苦痛，百姓的困顿，女性的压抑……这一切，都成为他的笔底狂澜，句句都是辛酸血泪，给人带来心灵的震撼。吴芳吉也用诗表达了自己的写作信仰——三天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
1925年，吴芳吉的好友吴宓教授介绍他去西安的西北大学任教，去后不久即发生军阀围城事件，西安被围长达八个月，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饿死民众超过十万人，吴芳吉当时也在西安，目睹群众挨饿惨状，他宁可自己挨饿，也把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他人。
其后，吴芳吉先后应邀到西北大学、东北大学、成都大学等任教，后与川东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重庆大学，并担任文预科主任。
吴芳吉在诗歌创作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对诗界全部否定传统诗格的“突变论”，全盘欧化的“另植论”，死守陈规的“保守论”都进行了批判。他倡导诗歌要有时代感和现实感。他的诗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描写人民的苦难，表达人民的追求和意愿，而且语言清新流畅，朗朗上口，形式自由活泼，长短不拘。
他的代表作《婉容词》描写了一位善良贤惠的农家女子婉容被出国留学丈夫抛弃的爱情悲剧。诗歌采用白描的手法，语言上融入了大量的现代口语，朗朗上口，雅俗共赏。全诗90余句，婉约凄美，充满悲怨之气，读之让人不禁为主人公的命运而潸然落泪。诗一发表就引起文学界的震惊，全国读者争相传诵，并被选入中小学教材作为新诗范文。被中国诗界誉为“几可与《孔雀东南飞》媲美”的传世之作。他的人品、文品都曾受到周恩来、郭沫若等的高度赞誉。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际，时任江津中学校长的吴芳吉深夜读报，见此消息，立即亲自敲响校钟，集合全校师生上街游行抗议。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吴芳吉闻讯，义愤填膺，拍案而起，背起行囊，打算单身一人赴前线加入杀敌行列。师生们闻讯追到江边，把他苦苦劝回。他按捺不住的满腔悲愤，挥笔创作了赞颂19路军英勇抗日的诗歌《巴人歌》，“倭儿休想肆鲸吞，寸地尺天吾职守……三千子弟令如山，不徐不疾来蜿蜿。征衣未浣血斑斑，银枪斜挂气轩轩……”这首诗立即被广为流传，成了唤起民众抗战的号角。同年5月4日，他应邀到重庆作宣传抗日的演讲，当众朗诵《巴人歌》，上千听众鸦雀无声，热血沸腾，泪流满面。
5月5日，吴芳吉返回江津，当晚向全校师生传达重庆各界同仇敌忾、心系抗战的情形，并再次朗诵《巴人歌》。朗诵未完，他便因过度悲愤和劳累，身体极度虚弱，脸色惨白地倒在台上。5月9日，只有36岁的爱国诗人吴芳吉英年早逝。
吴芳吉对黑石山怀有独特的感情，曾说：“聚奎小学，为某儿时肄业之地，山川之胜，甲于全蜀学校，某之诗趣，得此诱启最多。”他也曾表示：“我死后可葬于此地，任听树声、鸟声、书声。”白沙人民遵其意愿将其安葬于聚奎书院黑石山。前来谒墓的人络绎不绝，冯玉祥、卢前、萧公权、曹刍、佘雪曼等许多名人都曾来此并留下谒墓诗文。80多年来，凡来黑石山的人们，都会伫立在吴芳吉的墓前，缅怀这位著名的爱国诗人，重温他那响遏行云的诗句，感受诗人的才华与正气，壮志与激情。
冯玉祥题刻
这处位于聚奎中学黑石山的题刻，是抗战时期，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在1944年4月9日到聚奎中学和新本女中为抗战募捐作讲演之后，拜谒了白屋诗人吴芳吉之墓所做的一首诗。诗中高度赞扬了吴芳吉铁骨铮铮的品质。（按序拍）“白沙镇，黑石山，吴芳吉，有坟院。吴先生，是铁汉。认真理，能苦干。在清华，不回还，中外人士把头点。被围八个月，那是在西安。有米送给人，自己饿死亦安然。志士仁人心，即是英雄又好汉。我走到坟前，诚恳来祭奠。好朋友，未相见，彼此永远记心间。谁想到，今天经过黑石山，男女学校一大片，永远桃李无边缘。”冯玉祥在1944年农历三月的日记中写道：“十七日下午到离城十几里远的黑石山对聚奎中学和新本女中的师生讲话。黑石山的风景很好，校址原来是个大庙，后来建立了书院。诗人吴芳吉，死了就葬在这个山上，归途中特到吴先生的墓前致敬。”
冯玉祥将军一生领兵带兵，他也随时把自己当作一个“士兵”，兵字上下拆开为“丘八”二字。他曾自谦地说：“我的诗，粗而且俗，和雅人们的雅诗不敢相提并论，因此，我只好叫做丘八诗。”冯玉祥的诗歌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浅显易懂，绝无附庸风雅，舞文弄墨的痕迹，受到文艺界的普遍好评。周恩来曾对冯玉祥的丘八诗作了高度评价：“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
刻在黑石山的这首诗，表达了冯将军对吴芳吉的敬佩，也记录了冯将军一段不同寻常的白沙之行。抗战时期，冯玉祥为募集抗日经费，在四川、重庆范围内奔走演讲。1944年3月15日，冯玉祥在江津县县长肖烈的陪同下，来到白沙镇。冯将军到白沙后，稍作休息，便立即深入学校、机关、工厂和各社会团体中间去宣传抗日，动员群众捐款捐物，支援抗战。
闻听冯玉祥将军前来白沙为抗日募捐，白沙人民表现出空前的爱国热情。大学先修班学生举办篮球比赛,将门票收入的一万多元全部捐献；国立17中多是流亡学生，自己无钱，他们就利用课余时间到码头搬运货物、行李,把挣来的力气钱捐献出来；江津师范附小和修平小学的小学生们,批发来《江津日报》、《白沙实验简报》,走街串巷地叫卖，将卖报所得全部捐出；肖烈县长、凌铁庵老人以及冷维翰、剑盛寿、章继南先生等，表示长期捐献个人的薪金，直到抗战胜利；白沙女师附小初三学生胡金达,把母亲临终时留给她的钻石戒指献出,同学们劝她收回,她回答说:“我虽是孤女,母亲遗留给我的纪念品,即使饿死也不应该让它离开我。可是为了国家,我一定要把它献出来支持抗战。只有这样,我才能安慰我长眠地下的母亲!”这些生动具体的献金事迹,一次又一次地感动着冯玉祥将军,他激动地说:“我代表国家和人民,感谢众多的献金者,感谢地方人士和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培养教育了一代爱国、救国的学生青年!”
1949年3月19日，是白沙最值得纪念的一天，白沙民众支援抗战献金大会在西河坝隆重举行。2万多白沙民众，学校师生，工商界和各社会团体代表也陆续抵达会场。会场上上彩旗飘飘，锣鼓喧天，红红绿绿的标语在微风中飘荡，响彻云霄的口号此起彼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四万同胞们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上午10时整,主持人宣布:白沙镇民众献金大会开幕。冯玉祥作了简短讲话后,在铿锵鼓乐声中,白沙镇民众抗日献金活动开始。 首先,学校组的各校派出两名学生,抬着盛有法币的大盘子依次登上主席台,恭恭敬敬地呈给冯玉祥。冯玉祥笑容可掬地站立主席台中央,一边接过盘子,一边说:“谢谢,谢谢!”一次次的献金,迎来一阵阵掌声。司仪站在台口,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用他那清脆响亮的嗓音向人们报告:女师院20万元，女师附中12万元，国立17中4万元，大学先修班64万元，省立川东师范30万元，省立重庆女师16万元，县立白沙女中15万元，私立聚奎中学30万元、私立新本女中65万元。
随着台下学生们抗日情绪逐渐高涨，学校之间开始竞争起来，大学先修班的同学首先提出：增加10万元，夺取学校组第一名。接着，女师附中齐呼：我们增加11万元；聚奎中学师生不甘示弱：我们也增加11万元；国立17中资金困难，但也表示：全体师生将再捐出一天的餐费献给国家抗日。最后司仪高声宣布：学校组献金总数近300万元。
接下来是各社会团体依序上台献金。“商会组60万元——”司仪话音刚落，会场里有人尖锐地提出：“少了，少了，太少了！” “商会组——增加！商会组——增加！”顿时，台下要求商会增加献金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可商会组的人却一个个不动声色。于是各校推选的5个学生代表来到主席台前，整整齐齐地向商会组跪下，恳请他们增加献金，商会组不得不答应“再增加10万”。台下学生和民众一齐呼喊：“200万！200万！200万！”商会组的代表又默不作声了。这时，一个学生代表跃上主席台大声疾呼：“同学们，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在场的全体学生，向商会下跪，恳求他们为抗战捐献，为拯救我们的祖国献金！叔叔伯伯阿姨们，我们跪下求你们了！”一时间，台下1万多名大中小学学生齐刷刷地跪了下来。
面对1万多跪下的学生，冯玉祥走下主席台拭着眼泪对他们说：“你们的热诚，你们的忠心，哪怕铁打的心，钢铸的心，石做的心，都会感动的……”现场学生仍然跪在地上不肯起来，他们一遍遍地哭喊着：“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爱国！”终于，商会组的人被学生们的真诚打动了，表示愿意献金200万元。司仪同时高声宣布：商会组献金200万元！学生们这才一个个站立起来。
除了纸币铜板，白沙民众把能捐的都捐了出来，手表、戒指、衣服……学生们再没有钱捐了，一个女学生当场就把脚上的皮鞋献出，光着脚丫。还有些男同学脱下大衣、毛衣、衬衣……冯玉祥连忙叫大会主持人宣布散会：“大会，不得不散了。不散，献出衣服、鞋子的学生们会生病着凉的。”大会从早上10点一直延续到下午3点，仍有零星的农民从周边赶来义捐。
短短几天时间，白沙共募集到抗战经费近700万元，实物若干。
事后，冯玉祥将军深深地被白沙民众的爱国热情所感动，眼前老是浮现出那一大片黑压压跪下的青年学生；耳畔老是回响着他们为而苦难祖国哭泣呐喊的声音，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是个令人永远不能忘却的伟大盛会。”并为这次献金挥笔写下了一首“丘八诗”：
青年跪地哭，请君快救助；献金救国家，不作亡国奴。
青年跪商人，请快救沉沦；财富千千万，敌来化浮云。
青年捐衣服，为复我失土；不畏饥与寒，雪耻最为主。
青年血泪哭，赤诚复国土；泪血作警钟，同胞齐御侮。
白沙献金多，热烈如荼火；各地皆如是，一定能救国。
并且，他还亲自题写了牌匾，称白沙为“最爱国市镇”。